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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63章 事态扩大

    张作霖和汤玉麟感情破裂的导火线,是因为奉天警务处处长王永江与奉天军界发生磨擦中,而张完全站在了王的一方所致。(Www.K6uk.Com)其实,理也确在王的一边。

    王永江,字岷源,奉天省金州(现大连市金州区)人,民国初年学者,被称为奉系的财神爷。祖籍山东蓬莱县,一八七一年出生于辽宁大连。二十岁以县试第一考取优贡,步入仕途。

    一九一六年,王永江出任奉天省督军署高级顾问,旋即为全省警务处处长兼奉天警察厅厅长,始得张作霖信任。

    一九一七年,张作霖委任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。王永江如鱼得水,干得很出色,财政收入迅速好转,国库得以充实。从此,他深得张作霖的赏识、器重,每每言听计从。一九二二年升任奉天省长 ,先后创办奉天纺织厂、东北大学(兼校长),修建沈海与洮昂铁路。

    任省长期间,与孙中山有多次信函往来,曾为支援北伐军百万巨资起过重要作用。一九二三年,曾以奉天省长身份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提出收回“关东州”、恢复中国主权的要求 。

    民国十五年(1926),其不满于军阀混战,借病请假回籍,从事着述。

    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,喜诗文,擅长在当时具有一定规模,先后藏书四万余册。并按照经史子集史部分类管理,特别注重易经和医学图书的收集,为其研究和编着《医学辑要》提供了丰富的史料。

    一九四五年大连解放后,其家人将所藏图书中三万余册捐给大连市图书馆。

    着有《读易偶得》、《铁龛诗草》(二集)、《易原窥余》、《阴符经注》及《医学辑要》、《痼疾窥余》、《赫山子》、《治世论》、《痼疾蒙谈》、《方书选粹》、《铁龛诗草》等。 亦精书法,摹拟王右军,笔意饶有风致,东北大学校训"知行合一"匾额乃其手笔。

   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,王永江病逝于金州,终年五十六岁,葬于金州肖金山。

    光绪卅年(1904年)日俄战争时,王永江曾因办辽阳警察出色,很为赵尔巽所赏识。后赵欲提拔其为民政司长,却被当时军界首领张作霖所反对。

    等到张自己主持奉天军政时,也像赵一样器重王永江,赋予王警政大权,让他整顿全省警务。

    汤玉麟等嫡系军人对此深为不满,有一次军政大会上,汤等故意拒王参加以示凌.辱。汤的军队经常向警察寻隙而起冲突,事情传到张耳中,张作霖不护短,重惩滋事官兵,并召集汤等训话。大加申斥,汤很觉难堪。

    张、汤的不和,正是冯德麟的机会,便极力从中挑拨。冯曾派廿八师五十五旅旅长张海鹏潜入廿七师内部策动叛变,没能得手。

    张作霖随后邀廿七师部分高级军官谈话,要求大家以团体为重。廿七师官佐也认为对付王永江尚可,反张作霖不可以,汤玉麟因此陷于孤立,乃率两连兵逃去新民村。汤离去之后,张曾有一封非常恳切的信给汤,全函如下:

    “阁忱仁兄:十七年患难至交,临别竟未一晤,弟心伤矣!我兄之心能毋伤乎?回忆在桑林子时,我兄、辅忱及弟等共廿四人,屡受洪辅臣、徐翰武等大股欺侮。金寿山勾结俄兵,乘夜袭击,我等冒死冲出重围,孙德山背负赵氏出险,投到老达房,家叙五大度优容,推诚相处,稍得喘息。及投诚新民,弟任管带,兄任左哨哨官。我兄生擒杜立山,首建奇功。

    “弟因升前路巡防统领,兄升马二营管带。后开赴洮南,剿办‘蒙匪’六十三牙签、陶什叨等,弟两次被围蒙古包内,兄均冒险冲到,弟感激涕零,兄劝慰说:‘不愿同生,但愿同死。’言犹在耳,永矢弗谖。辛亥之秋,奉赵将军电回省,乱迫眉睫,人心慌恐,我兄率部于一夜之间,擒获恒六、张荣等首要,胁从逃散,省垣转危为安。

    “弟因统领中路巡防,旋改编陆军二十七师,弟任师长,兄升五十三旅旅长。及段将军离任,弟承乏督军兼省长。他人见我师团结坚固,前途顺利发展,十数年间,得长全省军政,因羡生忌,因忌成仇,挑拨离间,多方破坏,事实俱在,不待覆案。人生最宝贵者,莫过于生命,昔当患难之时,誓同生死,偶以言语之差,视同陌路。我兄向重义气,今乃不念前情,不思旧雨,决心离去,此弟深为不解,亦最为痛心者。

    “况且父灵浮厝,大事未完,老母在堂,仍待奉养,兄弟妻妾子孙等,食指日繁,开销日增,兄不为自谋,也不为全家老小着想乎?共得之富贵,当共享受,耿耿此心,天日可表。今日不辞而行,挽留无术,何时意转心回,肯来聚首,富贵与共,决不食言,书不尽意,尚希谅察。”

    张作霖没有能力执笔,这封信据说是他口授。虽然代笔之人有文字加工,但张缅怀旧日交情和半生历史,应该是真情流露。

    袁世凯死后,张作霖即靠向了段祺瑞。

    张走段的路线,冯德麟便倒向黎元洪。他派参谋长白运昌赴北京控告张作霖,说张已失军心,奉天祸变危在旦夕,要求黎总统速派员接替,并说段祺瑞袒护张云云。

    所为对手的对头便是自己人,黎元洪当然要站到冯德麟一边。这样的上下呼应,不但加剧了张和冯的矛盾,也促使府院纠纷更为紧张。而国会又参与其中,搞得更是“一团乱麻”。

    北京城内总统、总理和国会之间闹得不可开交,让各省军阀有了借口和表现的机会。

    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,以冯国璋为首的全国廿二行省、三个特别行政区的军民长官,对总统、总理和国会发出了一个“掬诚忠告”的长电。

    电云:“此次国体再奠,天下望治更切,以为元首恭已,总揆得人,议会重开,必能立定国是,计日成功。乃半岁以来,事仍未理而争益甚,近日浮言胥动,尤有不可终日之势。国璋守土待罪,忧惶无措,往复商榷,发为危言,幸垂察之……

    “(下面是规劝黎)我大总统谦德仁风,中外所钦。……然而功效不彰,实惠未至,虽有德意,无救倒悬。推原其故,在乎政务之不振;政务之不振,在乎信任之不专……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,愿我大总统、我总理立予屏斥。……任贤勿贰,去邪勿疑,然后我大总统可责总理以实效,总理乃无可辞其责。有虚已之量,务见以诚,有负责之名,务征其实。……

    “(以下规劝段)我总理清正沉毅,得此倚畀,当可一心一德,竟厥所施。自内阁更迭之说起,国璋等屡有函电,竭力拥戴,一则虑继任乏人,益生纷扰,陷于无政.府;一则深信我总理之德量威望,若竟其用,必能为国宣劳。……目前所急待设施者,军政、财政、外交诸大端,皆早定计划,循序实行。……近如中行兑现,实轻率急功,致陷穷境。……阁员必有一贯之主张,取钧衡于总理,勿以一部所主管,或迁就乎阁员。阁员苟有苦衷,不妨开示,公是公非,当可主持,孰轻孰重,尤当量衡。……

    “(以下规劝国会)此次两院恢复之初,原出一时权宜之计。不意国会开会以来,纷呶争竞,较胜于前,既无成绩可言,更绝进行之望。近则越侵司法,干涉行政,复议之案,不依法定人数,擅行表决,于是国民信仰之心,为之尽坠。……盖必自立于守法之地,而后乃能立法,设循此不改,越法侵权,陷国家于危亡之地,窃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,决不能再为曲谅矣……。”

    这个电报是梁启超——当时研究系的首领,为了维持段内阁,怂恿冯国璋联合各省发出的,西南各省军民长官也随声附和。

    梁启超很现实,拒绝了黎元洪,和实力派段祺瑞走到了一起。

    电报对国会的指责最尖锐,对总统也不乏贬斥之词。此后,北方各督军纷纷以个人名义发表拥护内阁和辱骂国会的通电。

    这一来,却让在徐州自封为各省军阀大盟主的张勋大不愉快。因为他自以为应该是代表各省军阀发言的人,如今好戏却让别人唱了,实在太失面子。因此他也联合了一些军阀,发出一个请求北京政.府罢免国民党系三总长(财政总长陈锦.涛、司法总长张耀曾、农商总长谷钟秀)的电报。

    这下子,局势是越搞越乱。其实,这里边的所有人都是各揣心腹事,各为一己之私。用现在的话是都想“刷存在感”,谁也没想把事情往好处搞。

    纷争继续扩大,先前虽然发生的许多院府不和,黎、段恶化的事件,但还都是内政方面。现在又增加了外交方面,首先是对日问题。

    民国五年十月月,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倒台,继任首相是寺内正毅。

    大隈重信(おおくましげのぶ,1838年3月11日—1922年1月10日),日本明治时期着名政治家,着名财政改革家,日本第八任、第十七任首相。

    大隈重信内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,任内所提出的“对华二十一条”,被称为日本历史上最大污点。对此,评论家德富猪一郎猛烈批判道:“这样对待支那政.府和支那人就象对待自己的臣属和妻妾,当然会招致他们的不快。从欧美人来看,日本想要把支那变成自己的属国。”

    大隈重信内阁其实是个傀儡内阁,被决定日本政坛的元老们失去利用价值而被被抛弃不得不辞职的。他辞职时曾上奏由加藤高明接任首相,遭到拒绝。